為促進校內國學與漢學交流，饒宗頤國學院專門開展「半月譚」活動，每半月邀請一位本校或校外國學與漢學專家分享其獨特見解。由於疫情原因，活動移至網上舉行，歡迎有興趣者報名參加「網上半月譚」。
以下是本學年已舉辦之講座的詳情：
第一場
日期：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1:00至下午2:30
地點：Zoom
講者：郭海鵬教授（UIC全人教育辦公室主任）
語言：普通話
題目：徒量智不足以為人——從人禽之辨到人機之辨
主持：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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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郭倩夢記錄）：
此次講座，郭海鵬教授就AlphoGo與人類棋手之間的圍棋對弈為切入點，展開對於人工智能與人類共存關係的探討與反思。他主要從五個部分對該問題進行討論，第一部分他就AlphoGo帶來的無謂恐慌提出了機器是否真的戰勝了人類的設問；第二部分就「機器」這一名詞給出了具體的定義和概念界定；第三部分則是自機器反觀人類，從儒家思想的角度釐清「仁者人也」的概念，從而提出了第四部分，即此次講座的核心概念——「徒量智不足以為人」的論點；第五部分郭教授則是希望從中國傳統儒家「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理路出發，尋求人與機器彼此共存最為和諧平衡的一種方式和通此次講座，郭海鵬教授就AlphaGo與人類棋手之間的圍棋對弈為切入點，展開對於人工智能與人類共存關係的探討與反思。他主要從五個部分對該問題進行討論，第一部分他就AlphaGo帶來的無謂恐慌提出了機器是否真的戰勝了人類的設問；第二部分就「機器」這一名詞給出了具體的定義和概念界定；第三部分則是自機器反觀人類，從儒家思想的角度釐清「仁者人也」的概念，從而提出了第四部分，即此次講座的核心概念——「徒量智不足以為人」的論點；第五部分郭教授則是希望從中國傳統儒家「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理路出發，尋求人與機器彼此共存最為和諧平衡的一種方式和通途。
郭教授提出了機器是否會思考的疑問，他反溯了先驅者們對人工智能的無限探索、人工智能的發展歷史和所能做的事，提出了其本質是「真而不實的抽象的數學對象」的概念，對比得出人是一種不可複製的「具體而真實的生命過程」的獨特體驗。
郭教授又自中國傳統儒家「仁者人也」的角度從五個方面反思人何以為人的觀點，由此郭教授提出了「徒量智不足以為人」的核心論點，他以「仁」與「智」、「體」與「用」、「性智」與「量智」等兩相對比，進一步引申出「人禽之辨」與「人機之辨」的根本區別。郭教授基於上述論據以及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儒家「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解決途徑，返回雅斯貝爾斯所提出的「軸心時代」，進而達到熊十力先生所提出的「圓融無礙」的思想境界，方能使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達到各盡其性的平衡。
第二場
日期：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日期：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1:00至下午2:30
地點：Zoom
講者：顧永光博士（Joern Grundmann，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語言：英語
題目：Discussing the Use of Springs and Autumns Covenant Formulae in the "Pan Geng" Chapter from the Book of Documents（論《尚書．盤庚》中所見春秋時代盟書的術語）
主持：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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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沈燕飛記錄）：
顧永光博士此次講座以《尚書・盤庚》爲中心，考察了春秋時期盟書中術語的運用。首先，講者強調了利用同一時期盟書術語來研讀〈盤庚〉篇的重要性和具體的方法。他繼而考察了國內外學者，諸如陳夢家、蔣善國、柯馬丁、羅森等學者對〈盤庚〉的闡釋。他認爲〈盤庚〉爲春秋時期盛行的盟誓制度相關文本提供了線索與例證。司馬遷曾大量稱引〈盤庚〉，講者指出通過細讀《史記》的對應段落，可以發現團結的概念被漢代史家加以強調。再進一步，我們可以關注〈盤庚〉所特別強調的「心」與「德」。顧博士最後探討了重建〈盤庚〉篇形成背後的制度語境，以及超越文本的局限來考察俗語與概念系統等的可能性。
第三場
日期：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1:00至下午2:30
地點：Zoom
講者：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語言：英語
題目：On the “Rui Liangfu” and “Zhai Gong” chapters of the Yi Zhoushu: Lost, leftover, or remade?（《逸周書》的〈芮良夫〉和〈祭公〉兩篇是孔子刪書之餘嗎？）
主持：顧永光博士（Joern Grundmann，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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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龐琨記錄）：
李博威博士的演講圍繞著《逸周書》中的兩篇〈祭公〉和〈芮良夫〉展開，從文獻史的角度切入，對這兩篇文章的真實性和歷史定位進行了探討。演講內容分為七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書」類文獻及其編撰、分類的簡介。第二部分是關於「書」類文獻的批評史、接受史及經典化的一些綜合討論，歷史上的大部分探討與爭論，從伏生口授《尚書》二十八篇，到梅賾偽古文《尚書》的創製，乃至如今清華簡所見「書」類文獻，都籠罩在今古文之爭的框架之下。而《逸周書》的淵源則比較複雜李博威博士的演講圍繞著《逸周書》中的兩篇〈祭公〉和〈芮良夫〉展開，從文獻史的角度切入，對這兩篇文章的真實性和歷史定位進行了探討。在對「書」類文獻及其編撰、分類的簡介之後，進行了學術史上的簡要回顧，並由此引出了對「書」類文獻真偽和性質的討論。有關真偽的討論，包括文本本身的真偽、作者的真實性、文本內容是否合乎史實等等，以及在清華簡「書」類文獻的視野下是否被證實或證偽。講者重點對比分析了〈祭公〉和〈芮良夫〉這兩篇「書」類文獻，認為俱以貴族身分對統治者作出批評性諫言。自晚清莊述祖、魏源以來，不少學者基於語言特色的相似性而認為〈祭公〉與〈芮良夫〉應是《尚書》遺逸的篇章，但亦有學者認為《尚書》與《逸周書》不能混為一談。演講又引入清華簡中〈祭公之顧命〉與〈芮良夫毖〉兩篇文獻，由此對知識史的建構提出了疑問：在探討《尚書》和《逸周書》的關係時，是要遵循語言學的互文性，還是要依靠（理論上無法確定其真實性的）清華簡文獻，抑或另尋其他出路。〈祭公〉和〈芮良夫〉之所以是逸書而非《尚書》的正式文本，其一種可能正是因為它們本身含有諫言的性質，且直接向周王發言，故而被排除在《尚書》合集之外。李博士指出，《逸周書》的〈芮良夫〉篇與清華簡的〈芮良夫毖〉篇之間的關係可能代表了文獻重構的一種模式。
第四場
日期：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
時間：中午2:30至下午4:00
地點：Zoom
講者：羅碧琳博士（Rebecca Robinson，浸大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語言：英語
題目：The Document on Rain: Predicting with Weather in early Han China（「雨書」與漢代的天氣占卜）
主持：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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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蘭倩記錄）：
羅碧琳教授以北大漢簡中〈雨書〉一篇為核心，探討其背後反映的天文現象及古人對世界的理解。該講座主要分為四個部分：背景簡介、〈雨書〉的內容、〈雨書〉中的干支曆（或稱星辰曆）及實際運用。第羅碧琳博士教授以北大漢簡中〈雨書〉一篇為核心，探討其背後反映的天文現象及古人對世界的理解。該講座主要分為四個部分：背景簡介、〈雨書〉的內容、〈雨書〉中的干支曆（或稱星辰曆）及實際運用。第一部分，講者先簡述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的概況，學界認為該批竹簡的成書年代大約在漢武帝後期。第二部分，曆法和雜錄構成了〈雨書〉的主要內容。雜錄當中有規律地記錄了眾多預測降雨的方法，漢人召雨的固定儀式等。她認為這些文本背後反映出氣象學的道德化傾向，即如果統治者行為不當或未按照上天的旨意，則會出現反常天氣。第三部分，〈雨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反映了漢代的天文知識和宇宙觀念。漢人認為降雨與二十八星宿有緊密聯繫，其中「角」、「奎」、「斗」、「東井」這四個星宿出現的次數尤為頻繁。講者特別提出〈雨書〉與漢以前占卜一大不同之處，即更多採取了一種超然的態度，認為人不能改變天氣，也不能改變命運，這種現象即使在西漢亦不常見。最後，羅博士饒有意思地用〈雨書〉所載曆法來預測當天的天氣，可惜沒有多大成效。
第五場
日期：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1:00至下午2:30
地點：Zoom
講者：管銀霖博士（清華大學 - 阿姆斯特丹大學邏輯學聯合研究中心博士後）
語言：英語
題目：The Three Layers of Weltanschauung, the dao in the Laozi（三種層面的世界觀：《老子》書中 「道」的釋義）
主持：顧永光博士（Joern Grundmann，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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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郭倩夢記錄）：
管銀霖博士此次講座以其博士論文中對《老子》的研究內容為切入點，展開對《老子》書中「道」的三種層面的世界觀的闡釋。他主要從四個方面具體論述了其本次講座的主要論點：文本內容的初步介紹、從歷史和當代的視角闡釋《老子》書中之「道」，對「道」之詳細論述和具體文本分析、以及「道」之闡釋在其學術研究中的進一步呈現。管銀霖博士此次講座以其博士論文中對《老子》的研究內容為切入點，展開對《老子》書中「道」的三種層面的世界觀的闡釋。他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文本內容的初步介紹、從歷史和當代的視角闡釋《老子》書中之「道」、對「道」之詳細論述和具體文本分析，以及「道」之闡釋在其學術研究中的進一步呈現。
首先，講者簡介了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老子》版本及選取其作為研究對象的緣由，並簡單論述了「道」之概念在其整個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意義。第二部分介紹中國古代重玄派的哲學思辨思想，述及當代學者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關於「道」是形而上的現實的論述，並簡論陳漢生（Chad Hansen）認為「道」是一元論的、形而上的絕對存在，與巴門尼德（Parmenidean）式之存有概念相類近。講者認爲對「道」的理解必須通過形而上、現象、實際運用三個維度展開。第三部分，基於對《老子》原始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他提出道德主體要達到更高層次的自我價值需求的道德自覺，必須建基於理想層面、類理想層面和人類現實等三合一層面的理想境界來踐行「道」的內涵。最後，管博士交待了他對於《老子》書中之「道」的解讀，如何幫助其研究工作的推進。
第六場
日期：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1:00至下午2:30
地點：Zoom
講者：段陶博士（浸大饒宗頤國學院研究助理、選堂博士畢業生）
語言：普通話
題目：從張家坡井氏墓地談畿內采邑對推行周文化的意義
主持：顧永光博士（Joern Grundmann，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主持：顧永光博士（Joern Grundmann，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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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
段陶博士此次報告以張家坡西周井氏墓地的考古分析爲主題。張家坡村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以南，隸屬長安縣澧西鄉，是西周時期王畿豐京區域內的重要居邑，而位於的張家坡的井氏族群墓葬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爲完整的西周時期畿內姬姓貴族墓地，為畿內貴族家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例，從墓地形態、社會分層、族群變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細節證據；同時由於此墓地是西周井氏大宗的一塊小宗家族墓地，又可以與其他青銅銘文相聯繫。講者從窯坑、頭向、棺槨等級三個維度進行討論，首先分析了澧西張家坡地區週邊墓地在西周不同時期的葬俗，以及統計其族群主體的偏好，進而對比張家坡井氏墓地內部的葬俗變化，從而看出當地族群因著井氏貴族的遷入而前後出現的變化。箇中差異引出兩點結論：一、張家坡周邊區域內的非傳統認定的周式葬俗，在西周晚期的下層人民中依然歷久不衰；二、隨著井氏小宗進入張家坡，使得當地的族群構成與依據的葬俗傳統出現劇變，周式葬俗迅速佔據優勢，足以體現貴族擴張與分封對周王朝建立與推廣文化範式的影響。
在明清白話小說的疾病敘事中，不少角色把疾病當成一種策略。例如明代小說《山水情》中女主人公自身「發展」出的啞疾使她藉以推脫媒妁之言，等到男主人公攜靈丹歸來，二人終成眷屬。類似作為策略的詐病尚有對貞節的保全（如《風流悟》），對未婚夫的考驗（如《人中畫》），還有對戀人的保護（如《醒世恆言》）。此外，詐病也成為了男性測試妻子是否忠貞的手段。莊周在妻亡後鼓盆而歌的故事，在馮夢龍筆下轉化成莊子試妻，假死後化身成楚王孫測試其妻田氏是否專一，重新塑造了這個故事。總之，明清小說中的種種詐病充滿了道德觀念、道德標準和慾望之間的張力。
第八場
日期：2021年4月9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至中午12:00
地點：Zoom
講者：鄧佩玲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語言：普通話
題目：談上古的樂器：「豐」、「庸」的古文字考察
主持：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大要（龐琨記錄）：
鄧佩玲教授從古文字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等方面切入，探討了「豐」與「庸」兩種樂器在歷史中名實關係演變的過程。報告首先介紹了上古中國各個時期樂器的形態與材質，並結合相關的出土圖像材料。隨後對古文字學中著名的「豐」、「豊」之同異問題進行了新的討論，並將一個舊釋為「豊」的字形認定為「豐」。由此字形出發，報告結合出土與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語例，論證了「豐」字與鼓之間的關係。就「豐」、「豊」二字的字形關係，講者指出兩字來源不同，但字形在秦漢之際混訛。
鄧教授對傳世文獻中「豐」作為一種承載酒具的器物也提出了看法。根據雲南出土的戰國銅鼓的形製，以及其可用作貯貝器的情況，她認爲理論上這類形制的器物用作承酒器是可能的，給傳統說法提供了一些考古學上的依據。最後探討了庸、鐘、錞于三者的同源關係，並提出古文字「庸」下半部的偏旁不應如舊釋作「凡」，應改釋為「同」，用來表示筒、桶或桶形器的初文，象一種中空的器具。反過來說，鐘、錞于這類樂器發聲所使用的共鳴腔原理可能就是受竹筒的啟發，並一步步從原始的竹製樂器演變為青銅樂器。
第九場
日期：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時間：10:30-12:00
地點：Zoom
講者：張萬民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語言：普通話
題目：從經典詮釋到閱讀實踐——朱熹的「淫詩」說
主持：李博威博士（David Lebovitz，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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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蘭倩記錄）：
張萬民教授首先交待了《詩經》與朱熹的「淫詩」說的研究背景。朱熹指出《詩經．國風》有二十多首「淫詩」，此說雖由孔子「思無邪」、「鄭聲淫」等觀點衍生而出，但朱子作了重新闡釋。不同於漢儒確立的「美刺」詮釋原則，朱子「淫詩」說的特點在於認為《詩經》中的「淫詩」是「淫者自作」，即認為〈國風〉的作者身分更偏向於民間里巷的男女。
古代學者的相關研究往往局限在經典詮釋的層面，很少觸及「淫詩」在閱讀實踐中的實際情形，講者認為是對朱熹「淫詩」說研究史的一大缺憾。他繼而提出「淫詩」在閱讀實踐中發生的影響，以及普通讀者應該如何閱讀等問題。在理學天理人欲之辨等背景下，朱熹實際上否定了《詩經》作者必皆「思無邪」，反而強調讀者必須做到「思無邪」。換成現今的用語，他提倡的是體驗式讀書法。由於朱熹大膽地認為「淫詩」有助於「養心」，當此觀點與「淫者自作」說結合便構成了其理想的閱讀情境。自元代科考詔令《詩經》採用朱註，朱熹的《詩集傳》成爲元、明、清三朝的標準讀本，讀者不得對其「淫詩」說有所反思。最後，張教授雖然認為蒐集古代普通讀者閱讀實踐的材料極具挑戰，但鼓勵研究者和年輕學子從接受美學、閱讀理論或閱讀史的研究路徑進一步梳理古典經學。 最後，雖然蒐集古代普通讀者閱讀實踐的材料極具挑戰，但張教授亦鼓勵研究者從接受美學、閱讀理論或閱讀史的研究路徑進一步梳理古典經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