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要（郭倩夢記錄）：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系高級研究員謝德照博士（Dr. Sergey Dmitriev）在其「西夏妙韻——十二世紀《番漢合時掌中珠》所載的俗學與廟樂樂團」為題的講座中，以蒙古中部地區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Tangghut」（党項，又作「唐古特」）一詞為引溯源了西夏文化的歷史背景及緣起於中國西北地區的党項人的遷移史和興衰史。謝博士以西夏文的數字「一、二、三、四、五」為例，談到西夏文屬於漢藏語系，其造字深受漢字結構影響。在其視來，西夏書寫體系及其文字的創製是一種純粹的政治之舉，但同樣也是党項族文明經年發展至一定階段而轉向逐步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謝博士隨即介紹了骨勒茂才於十二世紀所著的第一部西夏文—漢文双语詞語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下稱《掌中珠》），以及俄羅斯、中國、日本等部分當代學者關於本書的相關研究文獻及其具體成果呈現。
在具體實例中，謝博士先以世俗樂器為範例，介紹了《掌中珠》中出現的如「三弦」、「六弦琴」、「琵琶」、「嵇琴」、「箏」、「箜篌」等中國傳統彈撥樂器、又如「管」、「笛」、「簫」、「笙」、「篳篥」等吹奏樂器、再如「丈鼓」、「拍板」等打擊樂器的主要樣式特徵和演奏方式，並且進一步論述了這些樂器在《掌中珠》中所對應的西夏文詞條翻譯和其造字結構的典型特色。謝博士指出，《掌中珠》中可見的傳統樂器名共有十五種，而這些樂器也組成了唐朝人在其宴席上所展現的一個完整的管弦樂團的模式；而這種具有典範表現特質的管弦樂也僅在日、韓倖存下來。
謝博士接著列舉了《掌中珠》中可尋的其他六種宗教法器樂器，如「鐃鈸」、「法鼓」、「海螺」、「鈴」等。而這些只有在宗教法會上所使用的法器，均不約而同地呈現出了典型的西藏密教文化的特質。但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典型的西藏文化表徵並不常見於我們傳統意義上所認知的西夏文化體系中。謝博士最後總結道，在《掌中珠》中所展示出的，無論是傳統的中原地區樂器還是西藏宗教法器，乃至其他國外樂器，西夏文明對其既有吸收又有著極大的原創性，從中或可一窺時西夏文明與其他異質文明的友好交流和相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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