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院於成立當日，同時舉辦了盛大的「國學與漢學國際論壇」，邀請到十二位國學和漢學研究領域的世界知名學者參與，包括：
袁行霈教授（中央文史館館長兼北京大學國學院院長）
林慶彰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倪豪士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講座教授）
稻畑耕一郎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中文系教授）
大木康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夏含夷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
葉翰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副校长兼漢學系系主任）
傅熊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與中亞語言文化系教授)
朱漢民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院長）
葛兆光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黃樸民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行院長）
何俊教授（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
饒宗頤國學院署理院長陳致教授主持是次論壇。與會學者就國學和漢學問題互相交換看法，論壇氣氛活躍而熱烈。會議發言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陳致教授
歡迎大家出席浸會大學舉辦的「國學與漢學國際論壇」，相信在座很多老師都會有精彩的見解，所以我最好少說一點，讓在座的各位老師多談一談。是不是可以請袁老師先給我們講一講？
袁行霈教授
饒宗頤先生是國學的一面旗幟，浸會大學國學院冠以他的姓名，就樹立了一個高的標準。我預祝浸會大學國學院為國學研究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學術界至今對國學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北大國學研究院成立已經二十一年了，國學究竟是什麼，總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我沒有能力下定義，只能談談我本人對國學的幾點認識：一、國學是中國傳統的學問；二、國學並不簡單地等於傳統文化，而是傳統文化中深層的學術部分；三、國學是多學科的，包括文、史、哲、宗教學、考古學等等，即使在思想史的領域內也不限於儒學；四、國學是不斷發展的；五、國學中有精華也有糟粕。
我要強調，國學研究是嚴肅的學術工作，應沉潛下來，認真鑽研，將切實的成果貢獻給社會。不要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它。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就說過，對待國學應當抱三種態度，即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呼籲建立具有當代形態和前瞻意識的新國學。概括地說，當代形態的新國學，其特點就是：會通古今，熔鑄中外，具有高超的眼界、博大的格局和曠達的氣度。這不只是範圍的擴大，也是觀念的更新，是具有革新意義的、面向未來和世界的學術創造活動。國學研究既要保持其傳統性與本土性，同時也要彰顯它的時代性與世界性。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國學與漢學」，這個題目很好，我們應當努力實現兩者的溝通與交融。
恰好北大建立了兩個研究機構：
國學研究院與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國學研究院成立於1992年，1993年已開始出版大型學術刊物《國學研究》，至今已出版30期；我們組織校內36位教授用六年時間撰寫了《中華文明史》四卷本，美國著名漢學家康達維教授和他的朋友們用五年時間翻譯為英文，去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譯本；我們也注意普及工作，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了《中華文明之光》150集。我們還招收了11屆博士生，已畢業8屆，他們大都在高校或研究機構工作。目前正在從事《新編新注十三經》的工作，這項工作是從2009年開始的，準備用六至九年時間完成。原來的十三經都是儒家經典，我們想把它編成中國文化的十三經，不限於儒家，把原來十三經中的《儀禮》、《周禮》、《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去掉，加進《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和《韓非子》，新加的也都是先秦經典。我們選擇更好的底本，利用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按照統一的體例進行新注。這一計劃經過反復的長時間的論證，召開了多次會議徵求意見，大家認為可行，於是就請了文史哲三系的13位專家每人承擔一部書，我本人承擔了《詩經》。每一部書都有編纂方案，方案都經過論證，樣稿也經過論證修改。現在已完成了《孫子》初稿，《論語》和《孟子》的初稿今年也可完成。整套書將來由中華書局出版，已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規劃。
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成立於2009年，出版了《國際漢學研究通訊》5期。跟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和杜克大學出版社簽訂了協議，三方合作編輯的英文刊物《中國文學與文化》將於2014年出版。我們還請來幾十位漢學家從事研究，包括美、日、英、 法、德、韓、土耳其、伊朗等許多國家的一流漢學家，還有一些青年學者，他們在基地停留時間最長的達到一學期。舉辦了64次講座。初步建立了漢學圖書館。正在進行《馬可波羅行紀》的翻譯和研究。
北大校方已決定將原來的化學北樓撥給我們使用，翻修後改名為「大雅堂」，國學研究院和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這兩個機構將一起在這裡活動。
浸會大學地處香港，可以充分發揮溝通國學與漢學的橋樑作用。我有三點希望：一、舉辦一些實實在在的深入的中外學術交流活動；二、成為國學與漢學研究資訊的交換站；三、培養一批精通中文和外文的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學生。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以我多次來港的觀察，這種說法是不恰當的。香港各大學的飛速進步，香港民間各種讀書會的興起，香港居民頻繁到深圳購買書籍，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浸會大學國學院的成立，將有力地證明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國學的中心。我熱切地期待著。
陳致教授
非常感謝袁老師對我們的勉勵和期望，我們力爭做成一個兼容並包的學術機構，不僅展示中國國學的研究成果，也展示西方漢學、日本漢學等海外漢學的研究成果。我們也準備發行《饒宗頤國學院院刊》，採取嚴格的匿名評審制度，刊登中英文在中國文史方面、以及海外漢學方面的研究論文，歡迎在座各位老師賜稿。下面我們也很想聽聽倪豪士教授有沒有什麽要和大家分享的。
倪豪士教授
我佩服袁教授的看法以及他在北京做的那麼多事情。但是我個人不做國學，也不做漢學，我做 Sinology。
我想現在合作的關鍵問題還是語言問題。從我的個人經驗來看，比如我們做的《史記》翻譯，已經好幾年了，不僅是我們外國人做，還有很多中國人，比如在座的陳致、呂宗力，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參與者英語都非常好。
另外想要強調的是，對我而言，學術就是單純的學術，沒有其他目的。我研究 Sinology 並非是要向美國傳播中國文化，學術研究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我只是熱愛這門學問。謝謝大家。
陳致教授
謝謝倪豪士教授。我非常贊同倪豪士老師的觀點，學術研究必須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我在西方受教育多年，感覺到西方漢學家和中國文史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和所關注的焦點好像不太一樣。舉例來說，西方學者近三十年普遍關心中國早期思想中的「Correlative Thinking」（對應性思維），以及早期經典由口傳文學向書寫文本轉化的問題，中國的文史研究者很少關心和討論；反過來，也是一樣的。當然，我們希望多一些交叉和交流。林老師，我們很想知道您有什麽看法？
林慶彰教授
關於國學與漢學這個問題，一年多以前我在台灣的《國文天地》做了一個專輯，參與的有 七、八位教授，對大陸的「國學熱」有些批評，認為不必成立那麼多國學院，因為已到了太浮濫的地步。其實不叫「國學院」，也能為中華文化作點事情。就像台灣中研院文哲所，雖沒有「國學院」的名稱，照樣做了很多事情。這一點可以給大陸的領導參考。
成立國學院研究國學當然是好事，但有一個問題：要研究國學，圖書館不配合，也會影響研究的成效。我舉一個例子：2010年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當訪問學人，一次到近史所圖書館找《新東方》雜誌，那圖書館管理員很神氣地說不能有更多要求，連近史所的研究人員都不能影印等等。圖書館為研究而設，研究人員不能影印期刊的文章，那設這圖書館做什麼？為了影印一篇文章已大費周章，如果要研究大的課題，困難一定更多。所以我認為，大陸最受詬病的，就是圖書的典藏和利用無法取得平衡。
還有，大陸影印費之貴，也是天下沒有，我又舉一個例子。我曾託人到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影印資料，一拍90元，那本書有500頁，就要45000元人民幣，最後沒印。後來通過朋友協助，利用網上拍賣取得，才30元人民幣。由此可見影印費之貴根本不合理。這類配套措施不做好，要研究國學根本困難重重！
陳致教授
謝謝林老師。前段時間還和朋友討論到這個問題。「國學」這個詞最初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而在日本是針對中國學問而出現的。這裡很想聽聽稻畑教授和大木康教授的看法。
稻畑耕一郎教授
從我們外國人的角度來看，「漢學」一詞泛指中國傳統學問的所有領域。在中國，以「國學」一語來稱呼傳統學術的歷史始自清末至民國時期，這個詞本身，正如各位所熟知的，是從日語中借用過來的。在日本的傳統學術裏，從古代以來，「漢學」一直是最核心的學問領域。進入江戶時代後，以日本古代作爲研究對象的「國學」首先興起，其後研究西洋學術的「蘭學」（洋學）接踵而至。
近年來，「國學」一詞在中國重新得到矚目，並獲廣泛使用的現象令我們十分感興趣。毋庸置疑的，這個領域的學術傳統根基在中國，所以我們外國學者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學恩。不過外國的漢學家們同時也對「漢學」做出了不少貢獻。因為我是從日本來的，所以我不敢誇口日本學者的成績。然而僅就最近這一百年間的西方學者而言，如在音韻學的領域中成就了豐富成果的高本漢 Karlgren、在古代的社會、民俗、文化、宗教等領域另辟蹊徑的葛蘭言 Granet、發現仰紹文化的安特生 Andersson、於道教研究上卓然有成的馬伯樂 Maspero、研究古代中國人的性生活的高羅佩 van Gulik、完成大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李約瑟 Needham 等等，可以說不勝枚舉。上述幾位都是很有成就的「漢學」家。
從這樣的例子可以看到，我們外國人所稱的「漢學」中，研究對象包括了道教、民間習俗、白話小說等中國社會傳統文化的一切領域。然而在傳統中國，這些民間的文化卻似乎不包含在「國學」的範疇之中。儘管如此，剛才袁行霈教授演講中給大家介紹到最近北大國學研究院開始編輯的新《十三經》中包括了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等諸子；這應該象徵了中國「國學」新近發生的變化。在這段變化的過程裡，外國的「漢學」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我認爲這是非常具有意義的轉變。
所以我覺得，這次能有機會在香港這個東西文化匯聚之地，以「國學與漢學」爲題舉行會議，是十分有意義的。中國各地國學院的教授和外國專家齊聚一堂的平臺得來不易，我希望能借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向各位先生多方請教，作爲日後治學的參考。 另外，不論這個領域的學問被稱作「國學」還是「漢學」，作為外國學者能獲邀參加，也是令我們感到非常欣慰的。
大木康教授
日本江戶時代的學問有漢學、蘭學(西學)與國學。研究日本古典的國學後來走向國粹，甚至唯我獨尊的方向。這不太好。學問要貫通，這次浸會大學成立饒宗頤國學院，以饒宗頤教授的治學方法為宗旨，提倡學貫中西，是非常好的事。希望今後能多交流多指教。
陳致教授
謝謝二位老師，夏老師有什麽話要說麼？
夏含夷教授
我以前認為，國學就是漢學，漢學就是國學。現在看來「國學」是中國人做的國學，「漢學」是外國人做的中國學。在國外，Chinese Studies 好像是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漢學則是對中國傳統而言。我個人就只能做漢學。
漢學這個詞有什麼背後的意義？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是分成今文派和古文派，漢學是不是帶有古文派這個味道？而國學應該有發揮中國文化的味道。西方漢學也不見得都一樣。其實，只要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學術，用中文寫的，稱之為國學或漢學都可以。我去年出了一本書，叫《興與象》，其中有篇文章叫「何謂『中中學術』」，就是以中國為中心。這個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以饒宗頤先生為典範的學術，就是我們過去說的「文史哲不分」，要採取一個綜合的學術方法。
陳致教授
夏教授的發言很有啓發性，「國學」一般指中國人看自己的學問，「漢學」則是非中國人看中國的學問，二者應該結合起來。葉老師和傅老師有什麽看法？
葉翰教授
五十年代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等批評了西方的漢學家，認為他們把中國文化當作古董。但我認為，我們西方漢學家不是這樣。我開始看《史記》時，就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書，我不說是中國的書，只說是非常有意思的書。我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是出於愛好，愛好與古董不是一樣的。我覺得我們西方人做漢學，目的不一定為了在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我們是為了理解中國文化。但是我覺得西方和中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很多年輕人對傳統文化不大感興趣。國學院如能解決這個問題，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傅熊教授
我從剛才我的老朋友葉教授的角度繼續。我對國學院的活動有興趣，但興趣也不同於傳教。而有些東西我也很擔心。我跟一些年輕學生接觸，發覺當代的人對國學的興趣非常淡薄，對傳統的興趣就更淡薄。甚至中文系出來的，對國學的理解也少得很可憐，所以我希望這些國學院能多培訓年輕人。
另外，我也擔心另一問題。我們西方做我們自己漢學，出一些文章、一些書，但是真正應該有的討論卻很少。我們讀的書不一樣，我們出的書在中國也很少人讀。能讀英文國學研究的人是有，但不多，影響力不夠。語言是一個障礙，例如法國在漢學方面有過重要研究，所以學漢學也就要學一點法文。國學院可考慮在國學課程中開設法文、德文等，學生能讀就可以。
我亦觀察到現在西方漢學的中文譯本，大部分是亂七八糟，錯誤甚多，還有擅自修改，這就更可惡。有些根本沒有資格的人卻去翻譯，很多時候是教授隨意丟給碩士生翻譯成中文，文筆差，對事情的了解又差，試問譯文又會好到哪裡？但是最可怕的是將這些譯本當作標準，造成很多誤解。我希望在國學界年輕的一代多下一點工夫、多學一點外語、直接讀西方的著作。
夏含夷教授
我想接著傅教授說幾句話。傅教授提到的是中國國內一些國學院的責任，我也認同國學學生要多學外語，因為可以開闊自己的眼光。但我也認為，漢學家其實可以用中文寫文章，用不著先用外文寫，然後再翻譯。
陳致教授
謝謝幾位教授，最後讓我們聽聽幾位中國內地國學院的學者的意見。
朱漢民教授
幾位海外漢學家所說的，對我有很多啟發。我們中國原沒有「國學」這個詞，這個詞是從日本過來的；反過來說，是因為有「漢學」，有外國人研究我們的學問，我們才把自己的學問稱為國學，正如中國的畫本無國畫，有了西洋油畫傳入才叫國畫，又例如有了西醫進來，我們才叫自己的醫學為中醫，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看起來，漢學和國學的研究對象是一樣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學術，但事實上在學術的視角上，包括研究者的情感和態度不盡相同。剛才幾位漢學家提到研究漢學是興趣、好玩，但對中國人來說，研究國學就帶有主觀情感。你研究別人的東西可以較客觀，研究自己的就難免受主觀情感影響。但是作為學術，還是得客觀地研究。
有指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就是漢學，中國人研究中國的就是國學，這兩者一定有共通點。希臘有古典學，國學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古典學，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將國學作為一種中國古典學，就可以跟漢學打通。我個人比較認同這個看法。
葛兆光教授
十多年前，饒宗頤先生、李學勤先生和我，因饒宗頤先生的募捐辦了一份雜誌。這雜誌該起什麼名字呢？最後由饒宗頤先生定了。他不用國學或其他，而用《華學》。他提到對國學這個詞有猶豫的地方。至於我，也一直對國學這個詞抱有猶豫。
華學、國學、漢學，三個詞都有一個問題要解釋，就是：它的主體是哪一個文明？哪一個 國家？哪一個民族？大家都知道，中國之所以現在面對那麼多困境，很大程度來自大清帝國。當大清帝國把滿、蒙、回、藏、苗都並入一個龐大國家的時候，當初比較簡單的一個國，就變成一個非常複雜的國家。這個國家既不能用歐洲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來解釋，可是現在又不能用帝國這個詞來表示，所以，現在有人發明一個詞，稱其為「文明國家」，可是文明國家，又怎麼解釋政府、領土、邊境、國界？不太好辦。
根據我在國內的觀察，「國學」有以下問題還需要討論：第一，很多國學院會將國學窄化為漢族中國的學問。第二，漢族中國的學問又被窄化為儒家的學問，所以，我很高興聽到袁先生他們的十三經不再局限於儒家。可是，我們還有滿、蒙、回、藏、苗 等等的民族，怎麼辦呢？所以我當初不太認同「國學院」這個詞，因為這個概念很難界定。浸會大學成立國學院，但是英文名稱又用了 Sinology 這個詞，顯然是想兼容並包、溝通中外，我希望能包含更多其他的民族和文化。
儘管說，國學可以只研究漢族中國的傳統，我們也必須強調：第一，它是複數的，不是單數的；第二，它是變動的，不是固定的，現在的中國跟古代的中國，在文化上差得太遠；第三，中國傳統現在正面臨很多嚴峻的問題，中國正處在兩難的境地。
中國這一百年來，有三個詞是最尷尬的：第一個是國家，這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既不願意認同西方的民族國家這一概念，可是又不能說是「帝國」，所以只能說是（多）民族國家。第二個是現代，這有普遍性的問題，中國人認同富強、現代、民主、科學是現代的價值，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國又想要有多元的現代化，希望跟西方的普遍性現代化分庭抗禮。第三是文化，文化這個詞非常難辦，如果說文明是一個普遍性的東西，文化是一個特殊性東西的話，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都強調中國尤 其漢族中國的文化是一個既特殊又普遍性的文化。中國人說「中西文化」，但又面臨另一問題：誰代表東方文化？是日本還是中國？這三個問題一直糾纏不休，一直是中國人一百年來面臨的困境。
我們現在說國學，我最擔心的事情是超出學術。一旦越出學術的範圍，國學或會引起一種帶有情緒性的民族主義，所以我一直對「國學」這個詞有猶豫。現在回想起來，當日饒宗頤先生不用「國學」而用「華學」，是有他的先見之明。
我一方面十分高興浸會大學成立饒宗頤國學院，一方面也很坦率地將我的擔心說出來，希望將來饒宗頤國學院既能研究漢族中國的學問，也能研究西方的學問、西方對中國的研究，還能研究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文化、歷史、語言。我希望饒宗頤國學院能建立一個平台，讓大家互相對話溝通。
黃樸民教授
剛才有先生說中國現在有很多國學院，但其實情況並不是這樣，全國高校有幾千所，但是 作為實體的、有正式教學和研究的國學院，全中國恐怕不超過五六所。不過，國學在社會上還是影響很大。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都承擔了中組部司局級幹部的培訓任務。其中報名學國學課程的，人數每年都最多，他們上國學班，最想學的，就是中國的古代經典、古代歷史與古代文化，希望以史為鑒，瞭解和認知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汲取古人做事做人的道理，從中獲得啟示，提升自己的決策與行政能力。至於社會上的人喜愛《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之類，乃是因為它們對商場鬥爭有用，希望在當代激烈競爭與博弈的環境中，牢牢把握主動，贏得先機，造就有利的態勢。
當然，國學的的確確有它的問題。
第一，做研究還可以，做教學就非常難，課程、教材，學科體系等都必須從無到有，篳路藍縷去探索、去開創，許多東西得去適應、去迎合。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還有許多東西陷著你、牽制著你。你畢業以後，哪個單位要你？人家要的是歷史系、哲學系等，不是要國學畢業，這是很現實的。
第二，師資也是大問題。現在承擔國學教學的教師，都是在文史哲分科培養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所以在自身國學知識結構上，就存在著先天性的不足。缺乏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功底與研究能力。這樣，其從事國學教學的效果自然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第三是價值觀問題，正如剛才所說的，有人把國學僅僅理解為價值，甚至信仰，這樣一來，國學教育與研究中就會摻雜太多的情感因素，容易混淆國學作為「國魂之學」與「學科之學」的界限。這對科學釐定國學教育的核心內涵與邊際，是非常不利的。但我認為，作為國學教育的一個基本要求，我們首先要把國學本身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體系來對待，把它看成是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的綜合與貫通。要真正梳理清晰國學的源與流，從最古老的「禮、樂、射、禦、書、數」之「六藝」，到「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新「六藝」，再到《漢書·藝文志》之「七略」---其實是「六略」，進而至《隋書·經籍志》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有全面的掌握、傳承與弘揚。在今天，更要將國學作為中華民族所包含的五十六個民族共有的知識文化體系，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園來對待，不能局限于漢族的傳統文化，不能局囿於「經、史、子、集」，即是將以「大國學、新國學」的立場來體認先人的經驗與智慧。
第四，如何在國學教育與研究中正確對待精華和糟粕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國學有精華，也有糟粕，這是大家公認的。但我認為，精華與糟粕的界定是相對的、動態的。世上萬事萬物，皆是利弊相雜，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少東西，從這個角度看，是精華，換一個角度看，即為糟粕；今天是精華的東西，明天也許就成了糟粕，反之亦然。例如《孫子兵法》如用於對付敵人，永遠是精華，但現在很多人將其用於商戰、用於經營，在很多情況下就會出大問題，造成很不好的後果。所謂遊戲就沒有了規矩，道德失了底線，這一定會是一個十分恐怖的局面，出現三聚氰胺奶粉就是一例，故國學不能胡亂套用，不能大呼隆、大幹快上，而必須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把這項事業推向新的輝煌。
何俊教授
我有三點想談。第一是漢學和國學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將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中文取名為國學，英文取名為 Sinology，對於外國人，Sinology 是甚麼，這很清楚，國學對於中國人也一樣。兩個詞所指的，都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等領域。中國人稱「國學」，外國人稱「漢學」，好像中國人較外國人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學問。但今天的中國人是不是就能理解古代的中國人？今天的中國人是不是較外國人更能理解古代的中國？當我們自己研究自己，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情感和價值判斷的因素，而外國人較容易客觀地研究。當然，也不能排除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學問時也有情感的因素。
第二，中國在這幾年提出「國學熱」，學術界也希望建立一個相關的學科。但從事中國研究的人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擔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但在中國要提出一個國學的概念、學科，就要有另外的考量。這個考量就是，現代中國學術的建立，就是在一個跟原來學術斷絕的基礎上開始。現代中國學術，是沒有跟傳統的學術有連繫。我們是把傳統的拆散，拆散以後再裝在現代學術的架構中。經過一百多年，我們對於了解自己的過去或已有誤，因此必須回到既有學術之中。當然，中國當代國人對國學的理解已更為複雜，但也可以視作斷裂後的回歸過程。如能回到中國原有的思想文化之中，很多事情就不會那麼複雜，例如馬一浮先生就主張應回到傳統六藝去了解中國文化。六藝是中國傳統的一個精神，很多典籍、學問都出自六藝。如果我們從這眼光來看，中國的學術有自己的系統，並慢慢地延伸壯大。從這我們可以看到兩點。第一，中國的知識系統，是在不斷地擴展。第二，它是以儒家知識為核心的，但並非完全封閉，例如後來也將佛家融入，甚至到了清代，也可看到基督教文化的滲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本身是不斷推進。近代西方對中國的研究，讓我們看到對傳統看不清的地方。我們得承認，我們現時對傳統的一些東西，看得不太清楚，所以中國學者要從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加以分析。
第三，我要談我校國學院的工作。工作主要分教育和研究。教育方面，我們是師範大學，要培養老師們中國文化傳統的意識。研究則主要有三方面：宋學、浙江的學術思想、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思想。我們希望能繼承章太炎、李叔同等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