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新研」網上講座系列(2021/10-2022/6)


浸大饒宗頤國學院一直致力於溝通東西方學術界,促進國學創新發展。本院很榮幸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展開合作,近日簽署五年科研合作協議,以加強雙方在教育、科研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2021年十月開始,雙方將連同北京師範大學,北師港浸大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一個主題為「古代新研」的網上講座系列,每月一場。主講者分別來自頂尖科研機構,以融合東西方研究優勢,展開高端、前沿的深度學術討論。歡迎參與國學院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簽署合作協議後的首個系列講座!

本講座系列無須報名。歡迎直接在Zoom網上平台參與,Zoom會議資料如下:

點擊Zoom連結直接參會https://hkbu.zoom.us/j/93877109210?pwd=Qk43amd2SGZEZHREdG0yejZiUUUvUT09
Zoom會議號碼:938 7710 9210
密碼:hkbujas

浸大學生如需聯通課程出席記錄,請於講座前在SLES網上報名,並於活動開始前以浸大電郵登入Zoom平台以參加講座。

講座詳情(香港時間):

2021/10/22星期五

16:00-17:30

殷人鳥崇拜與圖騰理論研究(普通話主講)
講者:陳致教授(北師港浸大常務副校長、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北京師範大學,北師港浸大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史亞當博士(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副院長)

大要(龐琨記錄):
陳致教授以經典文獻與考古、古文字資料相結合,對傳統所說殷人崇拜「玄鳥」的說法進行探討,對「玄鳥圖騰崇拜」和玄鳥的具體所指給出了自己的看法。陳教授分析指出,用來指稱玄鳥的「燕」其實應該是「鶠」,即猛禽之類(鷙鳥)的統稱,而不必具體歸結為某一種鳥類。因此,殷人的圖騰崇拜應該是對鳥的神性的崇拜或鷙鳥崇拜,而不是具體某一種鳥類的崇拜。近年來考古發現的文物資料,更不斷地證明這一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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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5星期四

16:00-17:30

條條大路出羅馬——隋至清朝基督教入華傳教的態勢與隱喻(講題已更新;英語主講)
講者:杜寶芽博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東方歷史系主任、助理教授)
主持:史亞當博士(浸大饒宗頤國學院副院長)

大要(王雪婷記錄):
杜寶芽博士的演講以Nestorius. Francis. Ignatius. Dominic入題,過渡到中國的漢武帝(156–87 BC)和玄奘(602–664)。演講中提及阿契美尼德皇家大道(500-300)和亞歷山大大帝 (356–323)。
隨後,杜寶芽博士講到在大發現時代,西元前 25 世紀Ebih-Il (Mari),路德 (1483–1546)、伊拉斯謨等人的傳教,介紹了中國的基督教教派和命令,光明宗教景教的光芒到如何到達唐代的中國。列舉了635年阿羅本主教來長安,494年王巾在頭陀寺題詞的實例。
為了說明方濟各會在元代中國傳教做出了很多努力,杜寶芽博士提出1241年的萊格尼察之戰,達米埃塔的聖方濟各和蘇丹 (1219),阿蘇德——蒙古統治者的阿拉尼亞衛隊以及耶穌會士團於 1543年在巴黎成立,鄭和下西洋等例子。
引用利瑪竇在 1602 年的言論「不可能的黑色鬱金香」,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巨大的以中國為中心,展示世界的巨大藍圖。
最後杜寶芽博士總結到武則天等皇帝(624-705)對中國的傳教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另外,重點強調了郎世寧此人。雖然他最初以傳教士的身份來中國,但自雍正帝禁教以來,他並沒有因此被逐出紫禁城,反而極受禮遇,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在清朝宮中擁有宮廷畫師的職位(畫了很多有名的畫作,如:年輕乾隆畫像等)。但他本人始終不曾忘記傳教的想法,像他這樣的人在傳教的过程中起到了搭建橋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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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7
星期五

16:00-17:30


諸神之肉身——埃及—蘇丹東部沙漠四千載淘金史(英語主講)
講者:Julien Cooper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北師港浸大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講師)
主持:顧曼莉博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古代東方研究系初級研究員)

大要(蘭倩記錄):
Julien Cooper博士指出埃及人迷戀黃金,源於黃金是「諸神之肉身」(“flesh of the gods” )的信仰。Cooper博士利用豐富的文獻資料和最新的野外考古數據,介紹了蘇丹東部沙漠採礦史的重要分期,包括古王國時期(Old Kingdom,約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00年)、中王國時期(Middle Kingdom,約公元前2000年)和新王國時期(New Kingdom,約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50年)。
該講座圍繞著黃金原產地、採礦對象、黃金開採產業的運作方式及採礦者面臨的挑戰此四大問題展開。古埃及絕大部分的黃金財富源於埃及和蘇丹東部沙漠中遠離尼羅河的礦場,來自埃及、努比亞的採礦隊、當地遊牧民在這片廣闊沙漠中開採黃金,不得不面對水資源匱乏等極其艱難的自然條件。黃金產業中出現的黃金監督員(“overseer of the hill-countries of gold”)、計量測定者(“reckoners/counters of gold”)等職業,不同利益團體政治上的衝突與合作,促進了黃金開採產業的運作機制和長途運輸。

2022/1/21 星期五

19:00-20:30

最早的中國夢(英語主講)
史亞當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副院長)
主持:謝德照博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系高級研究員)

大要(龐琨記錄):
史亞當(A. C. Schwartz)教授的講座China’s earliest dreams(最早的中國夢)介紹了對甲骨文中商代王室占卜中的夢境的研究。通過分析夢境的主體、對象,以及受夢境影響而採取的行動,並對這些內容進行分類,研究討論了因夢境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對做夢者的影響,並討論了記憶如何鞏固人的「志」,以及「志」對克服絕望的重要性。甲骨文中夢境的對象多種多樣,包括動物、器物、疾病、行為、天氣以及人,而為甲骨文所記載的夢中的人,往往是做夢者認識的人,包括在世的配偶、子女、臣屬,以及已經過世的先公先王。夢境往往使做夢者產生負面的情緒——畏、憂等,他們因此擔心這個夢境會造成某種傷害,進而對現實的決策產生疑慮。而占卜,在這種情況下,就成為了一種「決疑」的手段。講座還分析了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其他對夢境和占夢的記載,並從中總結了占夢的流程。

2022/2/18 星期五

17:00-18:30

青銅時代歐亞大陸的早期交流網絡——公元前兩千紀西伯利亞與中國考古文化的交流(英語主講)
顧曼莉博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古代東方研究系初級研究員)

大要(王雪婷記錄):
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國學院迎來了「古代新研」網上講座系列的第五講,本次帶來精彩演講的是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古代東方研究系初級研究——顧曼莉博士,演講的題目是:青銅時代歐亞大陸的早期交流網絡——西元前二世紀西伯利亞與中國考古文化的交流。
西元前兩千年標誌著從東亞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過渡。在這個千年結束時,出現了一個具有復雜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高度發達的文字系統以及包括青銅冶金在內的大規模有組織的工藝文明。由於與其他文化的相互影響,這一顯著進步是可能的。
在演講中,顧曼莉博士討論了北亞和東亞之間的早期可能的交流,特別關注了以下一些文化:阿法納謝沃文化(西元前 IV-III 千年)、奧庫涅夫文化(西元前兩千年)、Sintashta-Petrovka文化(西元前 2050-1750 年)、Seima-Turbino現象(約西元前 2300-1700 年)、Shimao文化(西元前 2300-1800 年)和卡拉蘇克文化(西元前 1500-800 年)。
顧曼莉博士總結並分析了不同時期文化的特徵:西元前 IV-III 千年阿法納謝沃文化的特徵為:墓葬中出現了最早的食品生產者:牛、羊、山羊;有銅和金飾品;出現了兩輪和四輪推車;墓地為石牆的墓地結構。公元前兩千年的奧庫涅夫文化特徵歸納為:人們主要扮演了獵人或漁民的角色;畜牧業產品為牛、羊、山羊;墓葬結構為石板墓葬結構。公元前 2050-1750 年Sintashta-Petrovka文化的特點是:有已知最古老的戰車;開始馴養馬、牛、綿羊和山羊;進行高強度的銅礦開採和錫青銅冶金;有廣泛的定居點以及高度的軍國主義模式。約公元前 2300-1700 年Seima-Turbino現象中的主要特徵為:墓地中有類似青銅器的器物;有先進的金屬加工技術——錫青銅,物品有鑲嵌物;從墓中發現了馬的圖片;發現了軟玉配飾。公元前 2300-1800 年Shimao文化有目前已知最大墓葬的遺址,此時的文化特點是:有石頭牆;或許開始了青銅冶金;有粟米還可能有小麥和大麥;有綿羊、山羊和牛等動物。西元前 1500-800 年的卡拉蘇克文化的特徵為:起源於安德羅諾沃文化;墓葬中有石碑和方形石圍牆;發現了砷青銅冶金;開始與中國交流的痕跡,農業上有了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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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1  星期五

16:00-17:30


古代世界中的語言接觸、多語現象與國際通用語(英語主講)
Carlotta Viti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北師港浸大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大要(蘭倩記錄):
Carlotta Viti 教授首先介紹國際通用語的概念:它被運用於不同國家以實現溝通,通用語並非取決於使用者龐大的數量,而是由使用地區的範圍決定。古代地中海的西部和東部地區,拉丁語和希臘語是當時的國際通用語。此外,其他語言接觸的現象亦相當普遍,比如古代文物和記載中發現了大量作為外交和經濟溝通載體的蘇美爾語(Sumerian)、阿卡德語(Akkadian)、阿拉米語(Aramaic)等。不同語言之間不僅存在多語(Multilingualism)、語言聯盟(“linguistic league” or Sprachbund)等現象,同一語言還顯示出許多語言變化的多樣性。
研究表明一種語言之所以成為國際通用語,並非由於其語法簡單或文化優越,而是語言背後包含的政治、軍事或經濟因素。雖然在語言學上,可以明顯看到該語言語法上趨向簡化,但這往往發生在它成為國際通用語之後。
當今社會英語並不是唯一的國際通用語,但英語和其他語言的關係正趨向同質化,不過這種趨向或許可以避免。倘若我們借鑒古代的國際通用語,當時存在兩種語言模式:一種是位於中東的古波斯帝國存在多語並存的現象,另一種是古羅馬帝國採取壓制其他語言和將其他語言同質化的策略。假如我們不希望後者出現,則需要學習古代中東地區的做法:重視語言的多樣性,保護瀕危語種。


2022/4/14  星期四

17:00-18:30



西夏妙韻——十二世紀《番漢合時掌中珠》所載的俗學與廟樂樂團(英語主講)
謝德照博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系高級研究員)

大要(郭倩夢記錄):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系高級研究員謝德照博士(Dr. Sergey Dmitriev)在其「西夏妙韻——十二世紀《番漢合時掌中珠》所載的俗學與廟樂樂團」為題的講座中,以蒙古中部地區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Tangghut」(党項,又作「唐古特」)一詞為引溯源了西夏文化的歷史背景及緣起於中國西北地區的党項人的遷移史和興衰史。謝博士以西夏文的數字「一、二、三、四、五」為例,談到西夏文屬於漢藏語系,其造字深受漢字結構影響。在其視來,西夏書寫體系及其文字的創製是一種純粹的政治之舉,但同樣也是党項族文明經年發展至一定階段而轉向逐步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謝博士隨即介紹了骨勒茂才於十二世紀所著的第一部西夏文—漢文双语詞語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下稱《掌中珠》),以及俄羅斯、中國、日本等部分當代學者關於本書的相關研究文獻及其具體成果呈現。
在具體實例中,謝博士先以世俗樂器為範例,介紹了《掌中珠》中出現的如「三弦」、「六弦琴」、「琵琶」、「嵇琴」、「箏」、「箜篌」等中國傳統彈撥樂器、又如「管」、「笛」、「簫」、「笙」、「篳篥」等吹奏樂器、再如「丈鼓」、「拍板」等打擊樂器的主要樣式特徵和演奏方式,並且進一步論述了這些樂器在《掌中珠》中所對應的西夏文詞條翻譯和其造字結構的典型特色。謝博士指出,《掌中珠》中可見的傳統樂器名共有十五種,而這些樂器也組成了唐朝人在其宴席上所展現的一個完整的管弦樂團的模式;而這種具有典範表現特質的管弦樂也僅在日、韓倖存下來。
謝博士接著列舉了《掌中珠》中可尋的其他六種宗教法器樂器,如「鐃鈸」、「法鼓」、「海螺」、「鈴」等。而這些只有在宗教法會上所使用的法器,均不約而同地呈現出了典型的西藏密教文化的特質。但令人困惑的是,這些典型的西藏文化表徵並不常見於我們傳統意義上所認知的西夏文化體系中。

謝博士最後總結道,在《掌中珠》中所展示出的,無論是傳統的中原地區樂器還是西藏宗教法器,乃至其他國外樂器,西夏文明對其既有吸收又有著極大的原創性,從中或可一窺時西夏文明與其他異質文明的友好交流和相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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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

日期與時間待公佈
從《竹書紀年》看前八世紀晉國的一場內亂——兼論《古本竹書紀年》之本質與「今本」的學術價值(英語主講)
夏含夷教授(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顧立雅伉儷早期中國研究傑出貢獻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咨詢委員)

Du Yu 杜預 (222-284)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as an eye-witness of the Zhushu jinian 竹書紀年 Bamboo Annals shortly after the bamboo-slips on which it was written were brought to the Jin capital in about 280. He provided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text’s contents, stating that the Eastern Zhou portion dealing with the state of Jin “began from Shangshu (784-781 BCE), and then proceeded through Wen Hou (780-746 BCE), Zhao Hou (745-740 BCE), until Zhuangbo of Quwo (730-716 BCE).” In this paper, I show that the tomb text was not arranged in this way at all, but rather began the Jin portion of the annals with Huanshu of Quwo (745-731 BCE), such that the Jin annals began with the reigns of the Quwo lords. Although the “Current” Bamboo Annals text for this period is dated in the years of the Zhou kings, Ping Wang (770-720 BCE) and Huan Wang (719-697 BCE), the records for Jin reflect the viewpoint of the Quwo lords, and thus presumably derive from the tomb text.

2022/7

日期與時間待公佈

上古中國帝國形成期的人口遷徙研究(英語主講)
馬碩博士(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助理教授)

In ancient China as elsewhere, states did not simply occupy a given territory but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s by transforming landscapes, moving populations, and enacting territorial hierarchies. In the case of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of Qin (221–207 BCE) and Han (202 BCE–220 CE), state-incentivized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were the key instruments of military control, administrative incorporation, economic intensification, fiscal expansion, and other processes that instruc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ate power.
This talk utilizes transmitted texts,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ffect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While recognizing fundamental technological limitations on the organized relocation of large groups of people under premodern conditions, I argue that imperial human geographies were instructed by the natural and man-made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developed, thus depending heavily on the effects of state-sponsored migrations upon the broader flows of people, good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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