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半月譚(2023年秋季)

為促進校內國學與漢學交流,饒宗頤國學院專門開展「半月譚」活動,每半月邀請一位本校或校外國學與漢學專家分享其獨特見解。目前,此活動主要於線上舉行,歡迎有興趣者參加「網上半月譚」。

本講座系列無須報名。歡迎直接在Zoom網上平台參與,Zoom會議資料如下:https://hkbu.zoom.us/j/91923632917?pwd=ZElDSzlQTUxKMUtOd1E5Rmc3UHc3Zz09
會議號碼:919 2363 2917
密碼:542099

浸大本科學生:如需聯通課程出席記錄,(1)活動開始前以浸大電郵登入Zoom平台,且與會名稱需改為學生證號碼+姓名;及(2)講座結束後的三個工作日內,填寫並提交「聯通課程-意見調查表」。
注:CCL聯通課程標準為1.5小時時長。學生需滿足此出席要求,才能更新記錄。

以下是2023年秋季學期將舉辦之講座的詳情:

第一場:清代才學夫妻的著作所呈現之夫妻情誼及兩性關係
2023/10/18 |14:00-15:30
講者:何宇軒博士(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何宇軒博士,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及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訪問學人、北京清華大學訪問學人。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研究興趣包括明清史、香港史、東亞史、史學方法、中國家庭史、中國性別史、男性氣概及男性研究、明清女性著作及才女文化。相關學術專書有《丈夫守則與「齊家」之道──清代家訓中的男性建構》、《言為心聲:明清時代女性聲音與男性氣概之建構》,另撰有多篇學術論文,已發表於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韓國,美國等地的重要期刊及學術會議,包括《婦女與性別史研究》、《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書目季刊》、《歷史人類學學刊》等。
語言:廣東話
主持: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提要:據胡文楷 (1901-1988)《歷代婦女著作考》的考訂,清代女性創作了極其豐富的著作數量。閨秀不但勤於治學,筆下的內容也具有多元化的議題。例如她們對家庭生活作細緻的描寫 (如夫妻情誼、訓課子女等),亦常觸及社會與國家各種課題,題材相當廣泛,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源。同時,清代女性著作的研究亦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與考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閨秀多具備妻子的身分,她們筆下多以丈夫為對象,細加爬梳,筆者發現清代才學夫妻吟詠唱和的紀錄尤多,才學夫婦的著述也同時展現了夫妻間如何達成共識,互相協助,藉以維繫家庭運作,屬 「友愛婚姻」 (companionate marriages) 的表現。
本研究將先列出《歷代婦女著作考》中清代夫妻唱和及合稿之著錄,並通過個別才學夫婦的作品,進一步展示清代兩性如何以文字互訴心聲、相互鼓勵與扶持,與此同時,作為妻子的閨秀,更於筆下對丈夫的性別角色多所演繹,例如男性責任與榮譽等核心議題。本課題通過清代才學夫妻作品之探究,窺探傳統社會中兩性的角色互動及性別分工,並審視清代的才女文化及她們對古代男性行為所持有之不同立場與聲音;亦期望可以對古代女性文本研究、唱和文學及夫妻合稿之現象、清代性別研究、夫妻及兩性關係、男性角色的性別期許作出增補與貢獻。
講座大要 (關靖琳 記錄)
本次講座中,何宇軒博士通過梳理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中清代夫妻唱和及合稿的著錄,為我們展現了清代女性的創作面貌及兩性在「友愛婚姻」 (companionate marriages)中的互動與分工。
何博士首先回顧了過去在性別史、古代女性文本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認為中國性別史研究的主流議題由女性為主逐漸轉向古代兩性關係及權利分配等問題,開始重視「男性氣概」和男性的人際關係。在「男性氣概」方面,過往的研究很少留意到女性文本中的男性書寫;在男性的人際關係方面,有學者就夫妻關係提出過「伙伴式婚姻」的概念。清代材料中有助於填補以上研究缺口的無疑是唱和文學及夫妻合稿之著錄。何博士以此為題,以性別視野考察清代唱和文化,重審清代士人家庭的婚姻關係和女性對男性角色的期許,為相關領域的研究作出增補與貢獻。
隨後,何博士重點分析了《歷代婦女著作考》中的具體案例,可見清代才學夫妻著作的三種情況。一是夫妻二人的「唱和之作」;二是夫妻二人共同出版著作,稱之為「合印」,或「合刻」、「合梓」;三是丈夫或妻子的作品附於對方文集之後。這些著錄反映了清代才學夫妻以文字互訴心聲、相互鼓勵扶持的「友愛婚姻」。何博士特別介紹了陳裴之與汪端、孫原湘與席佩蘭、李長祥與姚淑三對才學夫妻的詩集和著作。另外,從才女妻子的創作中能看出清代女性對男性角色的期許和勸誡,其一強調樹立功名為「夫道」,其二規勸丈夫性情不足之處,其三警醒丈夫切莫沉迷女色,這些都體現了妻子角色對於家庭維繫的重要地位。
總結而言,從清代女性文本和才學夫妻著作的分析中,何博士認識到,比之於「夫為妻綱」的理想模式,中國古代兩性關係有著更為繁複的面貌和可能性。至少在清代士人階層存在「友愛婚姻」,兩性角色之間相互期盼,共同維繫家庭關係,才女妻子對「夫道」的形成參與度高、主動性強。
講座回顧:HKBUTube Bilibili

第二場:東西魚雁:十二世紀中國與歐洲書信文化的比較
2023/10/30 | 10:30-12:00
講者:徐力恆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徐力恆,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他自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分別獲得學士和博士學位。加入城大任教前,他曾任牛津大學中國研究講師及「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計劃的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他的研究方向主要為宋史和數碼人文,曾發表中英文論文二十餘篇。他正在完成一部研究宋代書信文化的著作,同時籌劃另一本關於中國數碼人文的專書。他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亞洲學會的會士,研究曾得到不同研究基金資助,並獲得城大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新晉研究學者獎」和城大「傑出教學獎」。他也是所在學院「數碼社會」研究群的召集人。
語言:普通話(輔以英文)
主持: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提要:本講座將從十二世紀拉丁文流行的西歐地區和中國宋代出發,探討並比較二者的書信文化特點,旨在為中國書信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比較視角。在這兩種文化中,書信均由知識和官僚精英階層所寫,被認為是文化表達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日常最常見的交流方式。然而,兩地的書信文化有顯著的不同。宋代王朝政權是相對單一且高度集中的,士大夫的書信交流密切;相較之下,當時西歐的政權較為分散,文人群體也呈現多中心狀。兩地的書信溝通對社會都有重要影響,但由於宋代士人文化的成熟和龐大,日常交流方式和文體選擇多樣,因此,書信在宋代文化中的作用相較於西歐社會為輕。本講座也指出,兩地最大差異在於對書信物質性的認識——在十二世紀,中國的通信活動和書法藝術觀念緊密相連,但西歐則沒有相應的書法傳統。
講座大要(張子璇 記錄)
徐力恆博士題爲「東西魚雁:十二世紀中國與歐洲書信文化的比較」的講座,以他與牛津大學學者熊雍(Bernard Gowers)合作撰寫的〈12世紀中國和西歐的書信文化——一個比較〉(載於《北大史學》第20輯)一文為報告基礎,向我們展示了處於不同空間的東西方在同一歷史時期(12世紀)各自的文人書信傳統。
徐博士首先指出大部分比較中國與歐洲歷史的研究著作都集中在古典時期或者近代早期,而位於中古的十二世紀常被忽視。之所以選擇十二世紀作爲比較時期,是因爲彼時西方文人群體已經達到相當規模,乃至被認爲是更早的「文藝復興」,同時,這一時期的中國則處於北宋陷落與宋室南渡的歷史背景中,文人的書信傳統亦十分興盛,故而具備可比性。
歐洲的文人文化主要來自於古典時期的基督教傳統和異教文化傳統,隨著十二世紀一系列與重大學術議題有關的匯編著作出版(如格蘭西《教會法匯要》),實則對文人文化内容的同質性也有所提升。同時,歐洲文人和西歐各所招募教師和學生的學校也發生了聯繫,因此,書信文化在維繫文人群體凝聚力這一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歐洲的寫信術(Ars dictaminis)也有著規範的程序,書信可謂是十二世紀文人所熟知的文獻中重要的一部分,懂得如何寫信是成爲十二世紀歐洲文化精英中的一員的必備條件。
拉丁歐洲和宋代的書信文化二者,都有由知識、官僚精英書寫的書信,既有務實交流的作用,也有强化文化觀念的作用。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宋代作爲一個官僚體制社會對書信文化產生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宋代士大夫私下交流的信札都會受到官方文書寫法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周邊政權比如金政權下的文人書信,也會受到宋朝精英文化的影響。
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寫信和編書信集子是歐洲文人從事的最重要的文化事業之一,而宋代著名文人的書信往往收入在別集中,并不單行。宋代和西歐婦女的書信也有較大的差異,宋代與歐洲各自君主的書信也存在差別。但這兩種文化都重視製作精美漂亮的物質性文本,這也成爲我們考察東西方書信文化的重要文獻基礎。
在講座的最後,徐博士提出未來還可以進行其他跨國、跨區域、跨界別的書信文化研究,以及宋代的書信文化是否可以與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歐洲相比的可能性。

第三場:西北漢簡文字釋讀舉例與相關問題考察
2023/11/7 | 15:00-16:30
講者: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沈思聰博士,畢業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要從事先秦秦漢文字及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現主要致力於西北漢簡的資料重整,在漢簡人名考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等方面有所關注,於《出土文獻》《簡帛》《中國文字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語言:普通話
主持:
梁月娥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副研究員)

提要:西北漢簡中有不少難以識讀的字形,這些字形有的因為簡牘殘斷、有的因為簡面被破壞而殘缺不堪。我們通過多種方法,如參考同時代漢簡或漢印中的信息、總結固定詞彙、分析簡牘前後文本等方法,補釋出這些殘缺的內容,並對相關簡文做進一步考察。文字的正確釋讀只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對出土文獻的研究,是從文字出發,進而落實到整體文意的理解,最後結合出土材料的時代、性質及功用對文獻作系統性研究的過程。
講座大要(關靖琳 記錄)
沈思聰博士的本次演講主要分為引入篇、介紹篇和研究篇三部分。
在引入篇中,沈博士首先簡要介紹了各種出土文字資料,包括甲骨文、金文、盟書、楚秦漢簡帛文字等等。沈博士還推薦我們閱讀裘錫圭先生的〈解放以來古文字資料的發現和整理〉一文。隨後,她集中介紹了西北漢簡的發現過程及其性質。西北漢簡指在甘肅、新疆、內蒙古額濟納旗等中國西北部發現的漢代邊塞簡牘,記錄內容主要包括兩漢西北地區的政治軍事情況、中原與西域的關係等。
在介紹篇中,沈博士介紹了兩例前賢學者以漢簡文字釋讀出發考訂漢代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第一例是裘錫圭先生的「敦煌漢簡『卑爰疐』人名校訂及《漢書》相關史實」。第二例是永田英正先生的「居延漢簡『不侵隧』隧名校訂及居延都尉甲渠候官郵路修正」。
在研究篇中,沈博士分享了她在西北漢簡研究中的三個文字釋讀案例。第一是對人名「小兒」的校訂。沈博士認為簡73EJT21:385的「黃小□」應改釋為「武小兒」,原釋為「黃」字的字形更接近「武」字,且漢簡中「武」可作姓氏。「□」原簡為殘字,可根據漢簡中連筆寫「兒」字(訛寫為「皃」)的寫法對比確認。人名「小兒」在漢簡、漢印和傳世文獻中皆有例證。
第二是西北漢簡中「候」、「侯」二字的用法有明確區分,「候」一般用作職官名,「侯」一般用在爵名、姓氏或表美稱的人名中,這樣的用法也可以在漢印中找到。據此可將原釋文「子候」改釋為「子侯」。第三根據漢簡冊書的性質校訂殘字,冊書通常在首簡總括說明本冊收錄「某某等」,再依次列出具體名單。沈博士發現居延新簡《甲渠候官隧長貧寒罷休還食》冊中首簡和末簡的殘字正好屬於同一位隧長的名字,通過對比兩簡的字形,最終確定兩處殘字為「虞恭」。
最後,沈博士認為對出土文獻的研究,應該以釋字為出發點,結合出土材料的時代、性質,在解通文意的基礎上,做系統性研究。


第四場:先賢與厲鬼——漢唐間鄧艾祭祀的嬗變
2023/11/15 | 15:00-16:30
講者:常慧琳博士(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常慧琳博士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目前為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興趣包括魏晉南北朝史與漢唐之間的信仰,也關注《史記》的歷史敘述與明清時期的印譜製作。曾於中、港、澳、歐洲等地發表學術論文並召集學術會議,包括〈先賢與厲鬼——漢唐間鄧艾信仰的嬗變〉(《人文中國學報》)、〈巫蠱之禍與歷史書寫〉(《國學學刊》)等。
語言:普通話
主持: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提要:祭厲與先賢祭祀是人神信仰中的兩端,在朝在野的屬性決定了其為淫祀、予以取締或為正祀、加官進爵;是以本文從「國家/官方」與「地方/民間」視角考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鄧艾祭祀。
有別於兩晉以來鄧艾蒙冤、祭祀鄧艾是為之平冤昭雪的傳統認知,本文重新考察鄧艾身死後得到祭祀這一階段的史實,將鄧艾信仰放在魏晉禪代的背景中進行討論。本文探究巫者力量隱約連繫著鄧艾的民間祭祀,並逐漸變為普遍性的厲神;而國家或地方政府進行鄧艾祭祀由其發起,慢慢褪去其生前事蹟,成為了一般性的先賢,並演變為維護政權權威的文化符號。民間和國家之外,決定鄧艾信仰基本面貌的是精英敘述,這也是後世對鄧艾含冤受屈的忠臣形象的認知之由來,其通過史書編纂和文本製造,能夠長久地保留了下來。《三國志.魏書》所載,鄧艾五人所代表的地方軍閥勢力一一殄滅,從此,真正在政治意義上完成了魏晉禪代。以及,更為廣闊意義上的,鄧艾所代表的「忠而見謗」的「士不遇」之悲劇為廣大士人所投射,投射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權力與國家權威之衰退與重振的現實中,投射於千百年來「士」與王權抗爭的波瀾壯闊中。
講座大要(關靖琳 記錄)
本次講座中,常慧琳博士從國家官方祭祀和地方民間祭祀兩個方面,探討了漢唐之間鄧艾祭祀的嬗變。
鄧艾是三國時期曹魏的名將,264年遭司馬昭猜忌而被殺害。在他死後,官方和民間陸續出現為他祭祀的活動,分別有祭厲鬼和祭先賢兩種。作為人神祭祀的兩端,厲神與先賢之間的關係是複雜而流動的,官方與民間的祭祀活動反映了其與國家權威的互動。
常博士首先梳理了自西晉至北魏時期與鄧艾祭祀相關的十則史料,指出學者認為官方祭祀旨在為鄧艾申冤平反,民間祭祀的出現則與地方官吏的政績和對地方的控制管理有關。
隨後,常博士就此十則史料,從多重視野對鄧艾祭祀進行研究。從國家視角來看,鄧艾之死在於鞏固皇帝權威,後來的祭祀也是出於安撫厲鬼、取信民眾的需要,而非為鄧艾平反。從民間視角來看,鄧艾祭祀最初是巫者因事附會,攫取鄧艾的功績提高自身聲譽,後來祭祀擴張,鄧艾的厲鬼形象固定下來。再從在兗、雍之地的官方鄧艾祭祀來看,地方行政長官將鄧艾去人格化,作將其為一個與地方連接的人神,是一種氐族政權文化。到北魏時代,鄧艾在官方成為蒙冤而死的忠臣形象,在民間成為了一個一般化的厲神而受到祭祀。
最後,常博士指出,唐代以後鄧艾「讒勝道消,專忠受害」形象定型,進入了國家祭祀,以「魏太尉鄧艾」成為史館考定的古今六十四可配祀的名將之一。
總結而言,官方祭祀的鄧艾是先賢形象,是維護政權權威的文化符號;民間祭祀的鄧艾是類似六朝志怪中各種鬼神的厲神形象。這樣不同的形象是由精英敘述決定的,通過史書編纂和文本製造,長久地保留了下來。

第五場:城市景觀、記憶之場與詞的多重抒情:論清代揚州紅橋的文化意涵
2023/11/23 | 15:00-16:30
講者:喻宇明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導師)
喻宇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博士(2023),目前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導師。武漢大學文學學士,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碩士。曾獲太古博士學位獎學金。其研究興趣為詞學,女性文學與明清文學。她的博士論文題為《世變·詞史·城市:太平天國時期淮海詞人群研究》。
語言:普通話
主持: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提要:揚州紅橋為清代著名城市景觀,此次演講將展現其如何被賦予記憶意圖,性質、功能與意義如何發生歷史變化,並在太平天國戰亂後,最終成為具有表徵清朝盛衰之潛力的「記憶之場」。借由「紅橋脩禊」,紅橋由明末清初的一處水利場所,而被塑造成以士人文酒之會著名的城市景觀。康乾時期,其形製由板橋變為石橋,名稱亦改為虹橋,並涵括了虹橋、倚虹園、紅橋脩禊、冶春詩社等多處景觀。此後亦將追索康熙、乾隆六次南巡中虹橋景觀群與國家權力、地方官員及鹽商關係,論證其已具備表徵清帝國興衰的潛力。而自揚州罹於太平天國戰火後,虹橋在淮海詞人群筆下逐漸成為「記憶之場」,具備了多層次的抒情內涵:既為哀悼盛世的憑藉,亦與戰地意象直接鈎連,同時也承載了私人化的舊遊記憶。
講座大要(張子璇記錄)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導師喻宇明博士題為《城市景觀、記憶之場與詞的多重抒情:論揚州紅橋的文化意涵》的報告,以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中「一開始必須有記憶的願望」「持續的意義變動」以及「不可預見的枝蔓衍生中的變形能力」這三大特徵為理論基礎,判定「紅橋」是清代揚州極具特殊性的「記憶之場」。并從「記憶塑造與景觀形成」「景觀變遷與盛衰表徵」「記憶之場與多重抒情」這三重視角,搭配以精美的圖卷、畫冊、方志資料及書影等,為我們揭開清代揚州紅橋豐富、細膩的文化意涵。
首先宇明博士指出紅橋在晚明并未被收入方志,與平山堂這一在宋代便「聲名顯赫」的名勝相比,紅橋則是有清一代獨特的、富於變化的、且更具文本潛能的名勝。在第一部分「記憶塑造與景觀形成」中,宇明博士考論了「紅橋脩禊」的始末,細緻地分析了王漁洋及袁於令對「紅橋脩禊」事件的追憶和形塑,以及《倚聲初集》所載「當使紅橋與蘭亭竝傳耳」的記憶意圖。
在第二部分「景觀變遷與盛衰表徵」中,宇明博士考察了紅橋、揚州園林與清帝國興衰之間的關係,她特別引到約翰·威利在《地景》中對「造景」的定義,分析紅橋的形製變化、改名以及乾隆南巡所帶來的虹橋景觀群的擴大與帝王對紅橋的塑造。
在第二部分結束時,宇明博士特別提到揚州「蕪城」敘事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便已經出現,顯示出鹽綱 漸壞下揚州園林的衰頹。在第三部分中,宇明博士圍繞太平天國前後詞作中的虹橋景觀加以探討,從「盛世想象中的愁怨之情」「戰地意象中的愴然之感」以及「時變棱鏡中的舊遊與哀愁」這三個切入點,圍繞蔣春霖、杜文瀾等淮海詞人群的作品,説明了「記憶之場」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及「記憶之場」與「詞史」概念的滲透關係。

第六場:北宋道經注疏——論「三教合一」以及注疏之政治工具化
2023/12/12 | 15:00-16:30
講者:杰螞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高級研究助理)
杰螞博士,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他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研習漢學、中國藝術及考古學,以及蒙古學。他的研究集中於早期道家經典及其注疏、早期佛道關係及其相互影響,以及注疏之政治工具化。
他曾在埃朗根—紐倫堡大學任職研究員、在慕尼黑大學任職客座講師。現為饒宗頤國學院高級研究助理,參與《國語》英譯及「饒宗頤學術論著英譯集」出版計劃。此外,他是國際研究項目「莊子經典的全球接受性」的成員,並有多篇關於漢宋道家的論著正籌備出版。
語言:英語
主持:沈思聰博士(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博士後研究學人)

提要:相較往朝,北宋學者更廣泛地利用評經文學來配合他們的政治主張重新詮釋經典。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王安石(1021-1086)及其同僚在他們的「新法」改革期間所撰寫的《三經新義》。這些對儒家經典的詮釋被灌輸到太學的學生身上,旨在培養忠於改革者思想的未來官僚階層。同時,這些學者還評論了道家經典,試圖將兩種思想融合在一起並納入他們的詮釋權威之下。
受到王安石改革的啟發,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的朝廷效仿了這種早期的評經文學方法,其目標更為遠大。在徽宗的主持下撰寫的評經文學旨在將皇帝同時描繪成道教尊神和符合老子教義統治的聖明君主。因此,它們在朝廷致力全面掌控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講座大要(張子璇記錄)
在題為「北宋對道家經典的闡釋:在融合與政治操控之間」的講座中,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的Richard J. Sage(杰螞)博士主要探討了北宋徽宗時期對道教經典的闡釋策略,並分析了這些闡釋策略在融合不同信仰和政治操控方面的作用。
杰螞博士首先提到了傳統觀點,即徽宗是一個紈絝子弟,對藝術、宗教比對政務更感興趣。然而,杰螞博士通過對徽宗自己在道家問題上的著作進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根據徽宗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目標受眾面前改變了自己的形象與語氣,他在宗教文書和詔令中將自己描繪成了救世的道家神靈,而在哲學文書中則將自己描繪成了聖明的統治者。這與传统史家将他描繪為一個宗教狂熱者的形象相矛盾。
杰螞博士還介紹了北宋「新法」改革的歷史背景。王安石、王雱和呂惠卿等人的《三經新義》在1075年呈給神宗皇帝,並很快成為官方的科舉考試課程。這意味著考生必須與改革派保持一致,否則將影響他們未來的政治生涯。此外,杰螞博士還提到了徽宗與神霄運動的關係。林靈素將徽宗視為長生大帝的化身,建立了一個遍布全國的神霄寺廟網絡,並改造了現有的道教寺廟。徽宗將自己的神聖形象應用於他的詔令和宗教文書中。同時,杰螞博士還提到了徽宗早期對道教的興趣和他邀請各種道教大師到宮廷的情況,他還下令收集所有可獲得的道教經典,以遏制異端之說。
總的來說,徽宗通過重新闡釋道家經典,在不同的文本中,建構出自己不同的形象。他既是道教信徒眼中的救世神靈,又是官僚眼中的聖明統治者。這種針對不同目標受眾的閱讀表明,徽宗試圖獲得對整個宗教哲學話語的權威。此外,他對道經的註釋和解釋與王安石對儒家經典的政治操控相似。通過對這些閱讀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北宋徽宗時期對道家經典的閱讀及其在融合不同信仰和政治操控方面的作用,這對於研究北宋政治、宗教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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