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通歐亞，再鑄輝煌 ——「早期歐亞文明交集研究」講座系列
講座10：漢朝的詮釋學、維多利亞時代的翻譯學、與超歷史意義：通過理雅各的譯本閱讀《詩經》
2023/12/1│15:00–16:30
魏寧博士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中國文學副教授
- 摘要：自20世紀初以來，越來越多中國及海外學者從批判角度研究《詩經》的傳統注解。其批判的形式多樣，但普遍認為漢代的毛《傳》將原本直白的詩歌政治化和寓言化。例如，理雅各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詩經》譯本就有此缺陷，因為他過於遵循傳統注解，尤其是毛《傳》。
對於部分抒發愛情而無關政治的〈國風〉詩篇，上述批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樣的評論宋人早已提出，其論可信，故非今人首創。然而，就整本《詩經》來說，上述批評有誤導之嫌。可幸近來的漢學研究趨向恢復原貌——或者至少對推翻傳統解釋更為謹慎。毛《傳》雖經後世語文學家的解讀和調整，仍然是理解《詩經》的必要資料。
因此，有需要重新評估盲目地否定理雅各的英譯的做法。回顧歷史，韋利的大膽解讀大多沒有古漢語的實據。然而，理雅各的譯文和注釋雖然略嫌奇怪，語帶偏見，但他折衷於毛《傳》、朱熹和清代語文學家之說，更考慮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新教語言，提出了全面的商榷意見。理雅各並非措意於科學的客觀性，而是受益於他自己的嚴謹信念和儒學原則，試圖跨越文化，與中國前輩學者對話。這使得他的作品層次豐富，揭示了漢代以來《詩經》的意義是如何演變的。
- 語言：英語（輔以普通話）
- 講座大要（關靖琳記錄）
在本次講座中，魏寧博士從漢朝的詮釋學、維多利亞時代的翻譯學等角度重新評估理雅各（James Legge）的《詩經》譯本，揭示其超歷史意義。
首先，魏寧博士回顧了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學界對《詩經》的看法，以及幾種重要譯本。例如韋利（Arthur Waley）主張《詩經》詩歌的原貌是簡單而直白，英譯時應盡可能地減少儒家對詩歌的政治改造。十九世紀理雅各的觀點則與之相反。1871年理雅各的《詩經》譯本從中國漢代至清代重要訓詁家的注疏中尋求詩歌正解，包括漢代毛亨（或毛萇）、宋代朱熹、理雅各本人的朋友王韜等等。
隨後，魏寧博士以《詩經·鄭風·野有蔓草》為例，從詩句譯文和解釋材料兩方面，分析了韋利和理雅各的兩種英譯方法。韋利認為此詩是田園牧歌式純真的求愛（courtship）詩，排除了其他理解的可能性。理雅各則收錄了〈詩小序〉、《韓詩外傳》等傳統訓詁對此詩的不同詮釋，未作出唯一解讀。此外，魏寧博士將〈小雅·蓼蕭〉中的「零露」、「寫」與〈野有蔓草〉中的「零露」、「邂逅」對照，認為理雅各引用傳統訓詁的方法，將二詩建立聯繫，能更好地理解詩歌。比起現當代漢學家強調《詩經》的原始民歌性質，理雅各援引傳統注疏的做法是將《詩經》置於更廣闊的文學傳統視域下閱讀。
接下來，魏寧博士從理雅各所處的時代背景分析了其翻譯方法的來源和原則。維多利亞時代對美德和自我修養的強調和儒家的道德取向有很強的聯繫。因此，理雅各在翻譯時一貫忠於原文，且更傾向於接受早期的研究成果，如〈詩小序〉。魏寧博士分析了〈邶風·二子乘舟〉，提出理雅各注意到早期注疏將《詩經》與歷史關聯的現象。
此外，魏寧博士認為理雅各也並非全盤接受《詩經》的早期注疏，常常借朱熹的解釋批判《毛詩》。他討論了〈檜風·匪風〉中的「周道」隱喻，以及〈鄘風·桑中〉所謂「刺」之意。
總結而言，理雅各的英譯詮釋原則主要有以下四點：一，不應斷章取義地閱讀單首詩歌；當上下文不明確時，不應以主觀臆斷消除多種歧見。二，應將單一文本與互見文本及更廣泛的文學傳統聯繫起來閱讀。三，認真對待早期訓詁對文本的創造性詮釋。四，通常情況下，早期證據，包括出土文獻，優於晚期證據。
- 講座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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